不寒而栗是什么意思(94年，我亲历了卢旺达大屠杀，人性的丑恶让我不寒而栗)

1994年的风，是热的。

带着非洲红土地特有的腥甜气息，吹过基加利的每一个山丘。

我叫王建国，二十六岁，一个国企外派的土木工程师。

那时候我们都年轻，觉得世界再大，也不过是图纸上的一段段参数。

卢旺达，这个被称为“千丘之国”的地方，在我们眼里，就是下一个要被征服的工地。

贫穷，但原始，充满一种野性的生命力。

项目部的司机叫帕斯卡尔，胡图族，一个总是咧着嘴笑的黑人汉子，牙齿白得像刚剥壳的煮鸡蛋。

他总说：“王，你们中国人，厉害，能把山劈开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用半生不熟的法语回他：“帕斯卡尔，你们卢旺达，漂亮，上帝的家。”

他笑得更开心了，黝黑的脸上泛起油光。

我的同事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叫大卫。图西族。

他跟帕斯卡尔不一样。

大卫个子高，鼻子挺，皮肤颜色要浅一些，据说是早期欧洲殖民者根据骨相学瞎划分的。

他法国留学回来的，说话带着点巴黎口音，总爱跟我聊萨特和波伏娃。

他说：“建国，我们和他们，本来没有区别，都是卢旺达人。”

他指的“他们”，是胡图族。

“一张身份证，就把我们分开了。”他从钱包里抽出那张薄薄的卡片，上面印着“Tutsi”。

像一个洗不掉的烙印。

我当时不懂，我觉得这跟我们国内分个汉族、满族差不多，都是一个国家的人。

我太天真了。

四月初的基加利，雨季即将来临，空气里全是湿漉漉的烦闷。

项目上的事情不多，我们正等着国内发来的新设备。

大卫邀请我去他家吃饭。

他的妻子叫伊内斯，也是图西族，在一家银行工作，温柔得像基伍湖的水。

他们有个五岁的女儿，叫阿妮西。

阿妮西有一双羚羊般清澈的眼睛，她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，手里攥着一个缺了条腿的洋娃娃。

我从包里掏出一块大白兔奶糖。

她看了看妈妈，伊内斯笑着点了点头。

小女孩才伸出黑乎乎的小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去，用细得像蚊子哼的声音说了声“Murakoze”。

谢谢。

那顿饭吃的是香蕉糊和烤鱼，味道很奇怪，但我吃得很开心。

大卫跟我讲他留学时的趣事，伊内斯在旁边安静地听着，时不时给女儿擦擦嘴。

那种平和的家庭氛围，让我想起了远在中国的父母。

帕斯卡尔来接我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
他哼着当地的小调，车开得很稳。

“王，大卫是个好人。”他忽然说。

“当然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但是，他是图西人。”帕斯卡尔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像是说给自己听。

车里的气氛有点凝固。

我没接话，看着窗外掠过的灯火和夜色里模糊的香蕉树。

那时候，RTLM电台的广播已经开始变得刺耳。

那是一个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电台，全称是“千山自由广播电视台”。

我法语不好，听得断断续续，但总能听到一些词。

“Inyenzi”。

蟑螂。

他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图西人。

电台里，一个声嘶力竭的男声在高喊：“蟑螂们躲在角落里，我们要把他们找出来，踩死！”

帕斯卡尔每次听到，都会默默地换个台。

但我能看到，他握着方向盘的手，指节在发白。

空气里的火药味，越来越浓了。

4月6日。

这一天，我终生难忘。

晚上，我正在宿舍里看国内寄来的《读者》杂志，一声巨响从远处传来。

不是打雷。

是爆炸。

我跑到阳台上，看到城市西北边的夜空，被一团火光映成了诡异的橘红色。

紧接着，宿舍楼下的当地雇员开始骚动，尖叫声，哭喊声，混杂在一起。

我冲下楼，抓住一个认识的保安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保安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扭曲着，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。

“总统……总统的飞机……被打下来了！”

哈比亚利马纳总统，胡图族。

我的心，咯噔一下，沉到了底。

我知道，要出大事了。

电话线瞬间就断了。

项目部的负责人老张，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同志，他立刻把我们所有中方人员召集起来。

“都待在宿舍，锁好门窗，哪里也不要去！”

“等待大使馆的通知！”

老张的声音很镇定，但额头上的青筋暴露了他的紧张。

那一夜，基加利没有星星。

枪声，从零星，到密集，再到连成一片。

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死亡爆竹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被疯狂的敲门声惊醒。

是大卫。

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，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十岁。

“建国，救救我！”

他冲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

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，一个聊萨特的知识分子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

“他们开始杀人了！到处都在杀人！”

“他们有名单，军方、政府，所有图西族的精英，他们挨家挨户地杀！”

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
“伊内斯和阿妮西呢？”

“我让她们躲在邻居家的地窖里，邻居是胡图人，一个老太太，人很好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里安不安全！”

“我得去找她们！”

他挣扎着要站起来，我死死地按住他。

“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！”

窗外，RTLM电台的广播变成了唯一的背景音，像秃鹫在盘旋。

“砍倒那些高个子的树！砍倒他们！”

“我们的坟墓还没有满！”

那些声音，不再是叫嚣，而是命令。

是动员令。

街上开始出现路障。

不是警察，也不是军队。

是平民。

是拿着砍刀、长矛、农用工具的普通人。

是我的司机帕斯卡尔，是楼下杂货店的老板，是昨天还跟你笑着打招呼的邻居。

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。

“Interahamwe”。

意思是，“那些一起战斗的人”。

他们拦下每一辆车，每一个人，检查身份证。

看到“Tutsi”，手起，刀落。

没有审判，没有理由。

那张小小的卡片，成了生死判决书。

我把大卫藏在我的床底下，用箱子和杂物挡住。

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，蜷缩在黑暗里，浑身发抖。

我能听到他压抑的、绝望的抽泣声。
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调到BBC，声音开到最小。

我想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但BBC的消息是滞后的，远不如窗外的屠杀来得直接。

尖叫声。

一声又一声，划破白昼。

我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。

我看到隔壁那栋楼里，一家人被拖了出来。

男人，女人，还有两个孩子。

他们跪在地上，那些“一起战斗的人”围着他们，像是在庆祝什么节日。

我认得那个男人，他是图西族的一个小官员。

前几天我们还在院子里一起抽过烟。

他没有反抗，只是抱着自己的孩子，闭上了眼睛。

砍刀落下。

红色。

刺眼的红色，溅满了尘土飞扬的地面。

我捂住嘴，胃里翻江倒海。

我吐了。

把昨天的晚饭，连同胆汁，一起吐在了地上。

原来地狱，不在地下。

它就在人间。

就在我的窗外。

老张派人送来了压缩饼干和瓶装水。

“小王，千万别出门，也别让任何人知道你这里有人。”

送饭的同事小李，脸色跟墙一样白。

“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看到……看到……”

他哽咽着说不下去。

我明白。

我也看到了。

尸体。

就那样被随意地扔在路边，像被丢弃的垃圾。

苍蝇嗡嗡地飞着。

太阳毒辣地烤着。

空气中开始弥漫开一股甜腻的、令人作呕的腐臭味。

基加利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坟场。

大卫不吃不喝，只是蜷缩着。

有时候，他会突然惊醒，嘴里喊着伊内斯和阿妮西的名字。

我只能按住他，让他冷静。

“她们会没事的，那个邻居老太太会保护她们的。”

我说着连自己都不信的鬼话。

第三天，他们来了。

“他们”。

一群拿着砍刀和木棍的民兵，踹开了我们宿舍楼的大门。

他们挨家挨户地搜。

“搜查蟑螂！”

“中国人，出来！”

老张出面交涉。

“我们是中国援助项目部的，我们是朋友！”

一个领头的民兵，眼睛血红，身上沾满了已经干涸的血迹。

他手里提着一把还在滴血的砍刀。

“朋友？我们知道你们是朋友。”

“我们不杀中国人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你们藏了蟑螂，你们就跟蟑螂一个下场！”

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
我能听到床下，大卫的呼吸声，粗重得像个破风箱。

完了。

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我的门被“砰”的一声撞开。

那个领头的民兵走了进来，浑浊的眼睛在我小小的宿舍里扫视。

他的目光，在床的方向停顿了一下。

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。

时间仿佛静止了。

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汗臭和血腥味。

他朝床边走了一步。

我握紧了拳头，准备拼命。

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声呼喊。

“这边！这边有蟑螂窝！”

那个民兵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过去。

他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骂咧咧地转身走了。

“算你运气好，中国人。”

他们冲向了另一栋楼。

很快，那边传来了更凄厉的惨叫。

我瘫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床下，大卫也发出了压抑的呜咽声。

我们都从鬼门关前，爬了回来。

但我们都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。

死神，依然在门外徘徊。

大使馆终于联系上我们了。

消息是，准备撤离。

但是，怎么撤？

整个基加利已经被分割成了无数个由路障控制的区域。

没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护送，我们寸步难行。

比利时维和部队已经撤了。

他们的十名士兵被残忍杀害后，这个曾经的宗主国，第一个抛弃了卢旺达。

剩下的联合国部队，被命令不准开火，只能“观察”。

观察。

多讽刺的词。

他们就在那里，眼睁睁地观察着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有效率的屠杀。

大卫的精神彻底垮了。

他开始说胡话。

“是我害了她们，我不该让她们躲起来，我们应该一起跑的。”

“她们肯定已经死了，肯定……”

他用头撞墙，我只能死死抱住他。

他的体温高得吓人。

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滚烫。

他发烧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发烧等于被判了死刑。

我没有药。

我们所有的药品，都集中在老张那里。

我不能去找老张。

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大卫在这里。

我只能用凉水浸湿毛巾，一遍遍地给他擦拭身体。

“大卫，撑住！”

“为了伊内斯，为了阿妮西，你必须撑住！”

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见。

他的眼睛里，已经没有光了。

一天晚上，外面突然安静了下来。

不是那种和平的静，是死寂。

连枪声和惨叫都消失了。

这种寂静，比任何噪音都更让人恐惧。

突然，我的窗户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。

很轻。

笃。

我吓得一动不敢动。

笃。笃。

又来了两下。

我蹑手蹑脚地挪到窗边，从窗帘缝里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帕斯卡尔。

我的司机。

他站在楼下的阴影里，对我招了招手。

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。

他是胡图人。

这几天，我从窗户里，看到过太多胡图人杀图西人的场面。

夫妻反目，邻里成仇。

人性，在这里已经廉价到不如一把二手砍刀。

他见我没反应，又捡起一颗小石子，敲了敲窗。

然后，他指了指自己的嘴，又指了指我，做了一个吃饭的动作。

他给我送吃的来了？

我犹豫了很久。

床上的大卫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

再这样下去，他会死的。

我需要食物，需要水，更需要药。

我决定赌一把。

我悄悄下了楼，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帕斯卡尔躲在墙角，看到我，松了口气。

他递给我一个布包。

里面是几个烤熟的土豆，一瓶水，还有……一盒退烧药。

“王，快回去，别让人看见。”

他的声音沙哑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

我注意到，他的衣服上，也有暗红色的斑点。

“帕斯卡尔，你……”

我不知道该问什么。

问他有没有杀人？

问他为什么帮我？

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。

“我不想杀人，王，我不想。”

“但是……我没办法。”

“我有老婆，有孩子……如果我不去路障，他们就会杀了我们全家。”

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他们说，这是在‘工作’，是在‘除草’。”

“我们都在名单上，谁去了，谁没去，他们都记着。”

原来，这不仅是一场屠杀。

还是一场绑架。

一场对整个胡图族平民的道德绑架。

要么成为凶手，要么成为尸体。

没有第三个选择。

“大卫……他还好吗？”帕斯卡尔忽然问。

我的心猛地一缩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矢口否认。

帕斯卡尔惨笑了一下。

“那天，他们搜查的时候，我在楼下。”

“我看到大卫跑进了你们这栋楼。”

“我知道他肯定来找你了。”

“王，你是好人，你会救他的。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带他走吧，王。”

“想办法带他走。”

“这里已经不是人待的地方了。”

“明天，或者后天，法国人会组织撤离，去机场。”

“你们可以试试去米勒科林酒店，那里现在是安全的。”

米勒科林酒店，就是电影《卢旺达饭店》的原型。

“谢谢你，帕斯卡尔。”

我只能说出这几个字。

“快走吧。”

他把我推进楼道，自己则消失在了黑暗里。

我拿着那包救命的食物和药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

他是一个刽子手。

但他，也救了我和大卫的命。

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，我该如何去定义一个人？

靠着帕斯卡尔送来的药，大卫的烧，奇迹般地退了。

他清醒了一些，能吃下一点东西了。

但他的眼神，依然是死的。

我把准备去米勒科林酒店的想法告诉了他。

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像一尊雕塑。

“大卫，我们得走！”

“留在这里，我们都会死！”

“为了阿妮西！你不想知道她怎么样了吗？”

提到女儿，他的身体才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
“阿妮西……”

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像砂纸磨过。

“她还活着吗？”

“我们去了酒店，就能联系上外界，就能想办法打听她的消息！”

我只能用这个希望，来拖着他走。

撤离的那天，没有任何预兆。

早上，老张突然冲进我的房间。

“小王，快！收拾东西！十五分钟后楼下集合！”

“大使馆联系了联合国的人，他们派车来接我们去机场！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那……大卫怎么办？”

老张的脸色变得无比严肃。

“小王，我不管你屋里藏了谁。”

“你听清楚，这次撤离，只针对中国公民。”

“我们不可能带上任何一个当地人。”

“这不是我不讲人情，这是命令！也是为了我们一车人的安全！”

“你想想，如果我们在路上被拦下来，发现车上藏了一个图西人，后果是什么？”

后果，就是我们一车人，都会被当成“蟑螂的同情者”，被拖下车，砍死。

我浑身冰冷。

“老张，他是我朋友！我不能丢下他！”

“朋友？”老张的眼睛红了，“我也有朋友！项目部的当地雇员，哪个不是我的朋友？！”

“可现在，我连他们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！”

“建国，这不是拍电影！这是你死我活！”

“带上他，我们都得死！你明不明白？！”

老张走了。

我看着床下的大卫。

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

他慢慢地从床下爬了出来，这么多天，他第一次站直了身体。

“建国，你走吧。”

他的声音，平静得可怕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能再做一次人，而不是像狗一样死在街上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”

他整理了一下自己满是污垢的衣服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些。

“你走吧，不要管我。”

“如果……如果你能活下去，将来有机会，帮我找找阿妮西。”

“告诉她，她爸爸爱她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，一个温柔的丈夫，一个慈爱的父亲。

在这一刻，他选择把生的希望，留给我。

我做不到。

我真的做不到。

如果我就这样走了，我会一辈子看不起自己。

“我们一起走。”我说。

“去米勒科林酒店。”

“帕斯卡尔说了，那里是安全的。”

“不去机场，我们去酒店。”

大卫看着我，眼睛里第一次，有了一点点光。

“可是……怎么去？”

从我们的宿舍到酒店，大概五公里。

这五公里，在平时，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车程。

现在，却是世界上最遥远，最危险的距离。

一路上，至少有七八个路障。

每一个路障，都是一道鬼门关。

我从箱子里，翻出了一套我们中国工人的工作服。

蓝色的，很宽大。

又找了一顶旧草帽。

“穿上，把脸遮住，不要说话。”

“他们不杀中国人。”

这是我们唯一的护身符。

我们等到了车队出发。

所有人都上了联合国派来的卡车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我和大卫，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我们躲在灌木丛里，看着车队缓缓驶离。

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我脱离了组织的庇护。

生死，全靠自己了。

基加利的白天，亮得让人睁不开眼。

空气里的腐臭味，比之前浓烈了十倍。

我们贴着墙根，在建筑物的阴影里，快速穿行。

街道上，空无一人。

但我们知道，眼睛，无数双眼睛，在暗处盯着。

第一个路障，设在一个十字路口。

几个民兵，懒洋洋地靠在油桶上，砍刀就扔在脚边。

地上，躺着几具已经发黑的尸体。

我们绕了过去。

从旁边的一条小巷穿过。

巷子里，更恐怖。

一户人家的门开着，血，从门槛上流出来，已经凝固。

我不敢往里看。

大卫的身体在发抖，我只能用力抓住他的胳膊。

“别看，往前走。”

我的声音也在抖。

我们像两只受惊的老鼠，在死亡的迷宫里，寻找着出口。

第二个路障，绕不过去了。

那是一条必经之路。

民兵们用一辆烧毁的汽车堵住了路。

他们正在盘查一个试图通过的女人。

那女人抱着一个婴儿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。

一个民兵，一把抢过婴儿。

他举起婴儿，像举起一个战利品。

女人的哭喊，变成了凄厉的尖叫。

然后，他把婴儿，活生生地，砸向了墙壁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。

那声闷响。

那个女人瞬间失声，像一尊石像，跪在那里。

然后，砍刀落下。

我胃里一阵翻涌，死死地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

血腥味，顺着风，飘了过来。

大卫已经站不住了，几乎要把全部重量都压在我身上。

“走，我们走。”

我拖着他，退回到巷子里。

此路不通。

我们只能换一条路。

这意味着，我们要走更远，暴露在危险下的时间，也更长。

我们躲进一栋被废弃的二层小楼。

楼里，同样有尸体。

我们只能踩着他们，往楼上走。

对不起。

我在心里默念。

从二楼的窗户，可以看到远处山丘上的米勒科林酒店。

白色的建筑，在血色的城市里，像一座孤零零的灯塔。

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

我们在小楼里，躲到了黄昏。

黄昏，是屠杀者们交班和休息的时间。

街上的民兵，会少一些。

这是我们的机会。

天色刚一暗下来，我们就出发了。

我们几乎是跑着穿过每一条街道。

心脏在胸腔里狂跳，仿佛随时会炸开。

就在我们距离酒店只剩下最后两个街区的时候，我们被发现了。

一声呼哨。

几个身影，从黑暗的角落里窜了出来，堵住了我们的去路。

是Interahamwe。

他们摇摇晃晃，像是喝醉了酒。

手里，提着砍刀和带钉子的木棒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中国人？”一个民兵用手电照着我的脸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？”

“回……回工地。”我撒了个谎。

“工地？”他笑了，露出一口黄牙，“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工地。”

他的手电，移到了我身后的大卫身上。

大卫低着头，宽大的草帽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。

“你后面这个，也是中国人？”

“是，是我的同事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抬起头来！”那个民兵厉声喝道。

大卫的身体，僵硬了。

“让他抬起头！”民兵用砍刀指着我。

我知道，躲不过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大卫突然抬起了头。

他直视着那束刺眼的光。

“我是图西人。”

他用清晰的法语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

我懵了。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报身份。

那几个民兵也愣了一下，随即发出了兴奋的嚎叫。

“哈！找到一只大蟑螂！”

“还穿着中国人的衣服，想蒙混过关？”

他们围了上来，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鬣狗。

我下意识地把大卫护在身后。

“他是我的人！你们不能动他！”

“滚开！中国人！”

“不然连你一起砍！”

一个民兵，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。

我疼得跪倒在地。

他们把大卫拖了出来。

大卫没有反抗。

他只是看着我，眼神里，竟然带着一丝微笑。

那是一种解脱的笑。

“建国，跑。”

他说。

“替我活下去。”

然后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撞向旁边一个民兵，把他撞倒在地。

他用自己的身体，为我创造了一个缺口。

一个逃生的机会。

“跑啊！”

他声嘶力竭地对我喊。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身体，却本能地做出了反应。

我爬起来，疯了一样地往前跑。

向着米勒科林酒店的方向。

我不敢回头。

我听到身后传来木棒击打肉体的闷响。

听到大卫的惨叫。

听到那些兴奋的狂笑。

我的眼泪，和汗水混在一起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我跑。

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。

直到我撞在一堵墙上。

不，不是墙。

是酒店的大门。

两个穿着联合国制服的士兵，用枪托拦住了我。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！”

“救命……救命……”

我说不出完整的话。

然后，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我在酒店的地板上醒来。

大堂里，挤满了人。

白人，黑人，黄种人。

所有人的脸上，都带着同样的表情。

惊恐，和茫然。

一个法国记者，递给我一瓶水。

“你是中国人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我把我的经历，告诉了他。

当我讲到大卫时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失声痛哭。

那个记者，沉默地拍着我的背。

“孩子，欢迎来到地狱。”

他说。

在酒店的日子，是另一种煎熬。

我们有食物，有水，有暂时的安全。

但我们与世隔绝。

酒店外面，就是屠杀的世界。

每天，我们都能听到枪声和尖叫。

每天，都有新的难民，想尽办法冲进酒店。

酒店的经理，一个叫鲁塞萨巴吉纳的胡图人，竭尽全力地保护着每一个人。

他用钱，用酒，去贿赂那些军官和民兵头目。

用他的智慧和勇气，为这一千多人，撑起了一把小小的保护伞。

我试图通过记者的卫星电话，联系中国大使馆。

但根本打不通。

我也试图打听伊内斯和阿妮西的消息。

同样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
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里，个人的命运，渺小得像一粒尘埃。

有一天，酒店的水源被切断了。

我们只能喝游泳池里的水。

绝望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

很多人开始崩溃。

一个比利时商人，在房间里上吊自杀了。

我开始发烧。

不是因为疾病，是因为精神上的巨大创伤。

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。

梦见大卫。

梦见他浑身是血地看着我，问我，为什么不救他。

问我，为什么跑了。

我被噩梦惊醒，缩在角落里，瑟瑟发抖。

我开始怀疑，我活下来，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。

我偷了那个法国记者的半瓶威士忌。

我从没喝过酒。

辛辣的液体，像火一样灼烧着我的喉咙。

我想把自己灌醉。

我想忘记一切。

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一只小手，抓住了我的衣角。

我低下头。

看到了一双羚羊般清澈的眼睛。

是阿妮西。

大卫的女儿。

她也在这里。

她还活着。

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衣服又脏又破。

但她的眼睛，还是那么亮。

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困惑。

她好像认出了我，又好像不敢确定。

我一把抱住她。

这个小小的，温热的身体。

像一道光，瞬间穿透了我所有的黑暗和绝望。

“叔叔……”

她终于用细微的声音，叫了我一声。

我的眼泪，再也止不住了。

我不是一个人了。

我还有责任。

我要保护她。

我要带她活下去。

我要兑现对大卫的承诺。

阿妮西的出现，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
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顾。

我把我的食物分给她，用游泳池的水给她擦脸。

我给她讲故事，讲中国的长城，讲孙悟空。

她总是安静地听着，很少说话。

我问她，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。

她只是摇头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

后来，我从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那里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情况。

屠杀开始的第二天，那个收留她们的胡图族老太太，就被邻居举报了。

民兵冲进了地窖。

老太太为了保护伊内斯母女，被当场砍死。

伊内斯，被……被一群民兵轮奸后，杀害了。

阿妮西，因为藏在一个装木炭的麻袋里，侥幸躲过了一劫。

她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惨死。

后来，一个路过的联合国巡逻兵发现了她，把她送到了米勒科林酒店。

我知道了真相后，抱着阿妮西，哭了一个晚上。

这个五岁的孩子，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
我不敢想。

我只知道，我不能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

酒店里的情况，一天比一天糟糕。

食物越来越少。

民兵们开始频繁地来“骚扰”。

他们闯进酒店，声称要搜查“蟑螂”。

每一次，鲁塞萨巴吉纳经理都要费尽口舌，用光他所有的关系和贿赂，才能把他们劝走。

我们就像是暴风雨里的一叶扁舟，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没。

终于，在百日屠杀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真正的转机来了。

图西人为主的“卢旺达爱国阵线”（RPF）军队，攻入了基加利。

我们能听到城外传来的隆隆炮声。

那是希望的声音。

Interahamwe民兵，做着最后的疯狂。

他们扬言，要炸掉米勒科林酒店，让所有人都同归于尽。

那是最黑暗的几天。

我们所有人都写好了遗书。

我把我的遗书，塞在了阿妮西的口袋里。

上面写着：

“她叫阿妮西，她的父亲叫大卫，母亲叫伊内斯。他们都是好人。如果我死了，请把这个孩子，送去中国，找我的父母。”

我写下了我在中国的地址。

幸运的是，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。

在RPF军队攻入市中心的前一天，联合国和法国政府组织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撤离。

这一次，不分国籍。

我们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狱了。

我们坐着卡车，去往机场。

道路两旁，是连绵不绝的尸骸和废墟。

曾经美丽的千丘之国，变成了一片焦土。

阿妮西全程都把脸埋在我的怀里，不敢看。

我也闭上了眼睛。

我怕我再多看一眼，就会疯掉。

机场，混乱得像个难民营。

我们登上了法国的军用运输机。

当飞机起飞，离开那片红色的土地时，整个机舱里，没有人欢呼。

只有一片死寂，和压抑的哭声。

我看着舷窗外，越来越小的基加利。

我没有逃出生天的喜悦。

只有无尽的悲伤和迷惘。

我活下来了。

可是，大卫死了。伊内斯死了。那个善良的胡图族老太太死了。

还有将近一百万人，死在了那一百天里。

他们的生命，像尘埃一样，被轻易地抹去。

我旁边坐着那个法国记者。

他递给我一支烟。

“想开点，都过去了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过不去了。”

“这一切，会跟着我一辈子。”

回到中国后，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我得了严重的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。

我害怕红色。

我害怕听到尖叫。

我不敢吃肉。

晚上，我整夜整夜地做噩幕。

父母带我看了很多医生。

最后，一个心理医生对我说：“把你经历的，都写下来。写出来，也许会好受一些。”

于是，我开始写。

我写下了帕斯卡尔的挣扎。

我写下了大卫的死亡。

我写下了阿妮西的眼睛。

我写下了那一百天里，我看到的人性的丑恶，和在丑恶的缝隙里，偶尔闪现的光。

关于阿妮西。

我试图收养她。

但因为种种复杂的手续和国际法规，我失败了。

她最终被一个法国的慈善机构接收，后来被一对法国夫妇收养。

我们通过几次信。

后来，她长大了，希望开始新的生活，我们就慢慢断了联系。

我知道，这对她来说，是最好的选择。

忘记过去，才能拥抱未来。

但我，忘不掉。

每年4月6日，我都会给自己放一天假。

我会买一瓶威士忌，一个人，坐着，从白天到黑夜。

我不是在喝酒。

我是在祭奠。

祭奠我的朋友大卫。

祭奠那一百万个逝去的无辜灵魂。

也祭奠，那个在1994年，死在了卢旺达的，二十六岁的王建国。

有人问我，经历了那样的事情，你还相信人性吗？

我说，我不知道。

我见过一个父亲，为了保护孩子，跪下来亲吻凶手的砍刀。

我也见过一个儿子，为了分到邻居的财产，亲手杀死了自己图西族的母亲。

我见过一个胡图人，冒着生命危险，给我和我的图西族朋友送来救命的药。

我也见过一个神父，把他教堂里避难的几千名图西族，亲手交给了屠夫。

人性，是什么？

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，非黑即白的东西。

它是一个深渊。

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，也在凝视你。

而我，一个侥幸的生还者，只能用我的余生，去承受那份凝视。

不寒而栗。